神学教育工作者吴东日：重新发现活生生的加尔文｜视野访谈录
说起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不少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并不陌生。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再到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教会中的传播，宗教改革的历史与思想，早已成为许多信徒认识新教传统的重要途径。
然而，熟悉加尔文的名字和神学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了加尔文。今天，当人们谈论加尔文时，常常会从几个熟悉的教义标签出发，却容易忽略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他的神学思想如何在牧会实践中逐渐形成。
在神学教育工作者吴东日看来，理解加尔文，需要重新回到16世纪宗教改革现场，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放回那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吴东日教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曾任韩国长老会神学大学（简称“长神大”）中国事工部教授，现主要研究亚洲神学的独特性、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形态以及中国教会的发展模式等议题。
他认为，加尔文不仅是一位神学思想的整合者，也是一位努力回应时代问题的教会改革者；加尔文关心的不只是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更是如何以圣经为根基，建立我们的信仰，重塑教会的秩序，并使信仰真正进入信徒的日常生活。
这种历史视野，也将我们带向一个更切身的问题：当宗教改革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它所蕴含的改革精神，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还有什么意义？
本期《视野访谈录》，我们与吴东日教授展开对谈，从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几位改革领袖的贡献谈起，进一步探讨加尔文对今天中国教会带来的启发。原来，重新发现加尔文，不只是重新认识一位历史人物，更是思考我们如何从信仰传统中汲取资源，在新的文化与时代处境中发现真正需要回应的问题，走出属于中国教会自己的道路。
本期嘉宾：吴东日教授，神学教育工作者
主持人：王璐德，《福音视野》编辑
收听时间线：
01:00 问题1: 今天的基督徒最需要把握宗教改革的哪些核心与精神？
05:00 问题2:如何概括几位主要宗教改革家的主要贡献？
12:20 问题3: 加尔文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24:20 问题4:今天中国教会应当如何重新认识一个更完整的加尔文？
32:20 问题5:如何让加尔文的思想真正回应今天中国教会？
49:20 现场几个问题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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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为什么今天还要重新回顾宗教改革？
主持人：我们称自己为基督新教，其形成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密不可分。今天回顾宗教改革，不仅是回顾历史，也是重新思考我们所承接的信仰传统。您认为，今天的基督徒最需要把握宗教改革的哪些核心、原则与精神？
吴东日：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是新教，新教跟天主教是存在差异的。中国新教也需要首先了解自身的出发点和核心精神。
“宗教改革”这个名字已经点明了它的特质——改革。由此，西方社会进入新时代。文艺复兴反思过去，也是一种强调回到古代的人文主义。在这一思潮下，人们重新反思基督教信仰。宗教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需要从圣经解释中获得一种新的视野和思路。此前天主教以圣经、传统和教制为主导，宗教改革家则开始通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文阅读圣经，并从中发现新的世界。他们根据圣经反思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基督教、神学与教会。几代宗教改革家共同努力，把基督教带入新轨道。我认为，这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部分。宗教改革需要创新精神，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在积极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问题二：宗教改革主要领袖们的贡献
主持人：谈到宗教改革，我们会想到马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约翰·诺克斯等人。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处境，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果请您简要概括他们各自的主要贡献，您会怎么说？
吴东日：宗教改革的口号是“唯独圣经”。此前的教会也使用圣经，但不以圣经原文进行解经。宗教改革就是以圣经作为新的权威和源泉，重新解读基督教。
几位重要宗教改革领袖的改革路径各不相同，他们并非抽象地讨论理论，而是都在面对所在地区教会的问题，都是为了回应时代的挑战。每个地域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走出的路径也不一样。
比如慈运理，他与马丁·路德同时代，甚至可能更早一些，他也属于伊拉斯谟一派，重视人文主义，很早就开始解释圣经、重新评估传统。他所在的城市苏黎世是一个城邦，因此，他的改革不是通过教会，而是由城邦议会主导，以对抗天主教。他的特点是将政治与宗教改革紧密结合。
马丁路德强调因信成义，强调个人得救。他主要在教义上实现了突破。因为和天主教的对抗性越来越强，他又受到诸侯保护，因此后来的他的教会形成了受诸侯保护的体系。但是他宗教改革的旗帜非常鲜明，提出“唯独信心”“唯独圣经”等口号，可以说他是第一代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改革家。
加尔文主要在日内瓦推进改革，许多做法都与当时面对的问题直接相关。日内瓦没有君主，当地天主教势力基本已被驱逐，接下来需要改革城市治理与教会，由于这些地方都是基督教王国，改革需要以神学为依据，因此城市议会的改革需要神学家的支持。所以，这座城市需要重新规划。但加尔文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他认为马丁·路德与政治结盟过多，教会的自律性相对弱一点。但加尔文发现教会的秩序跟一般社会是不同的。所以，他尽可能跟这个日内瓦议会合作的前提下，独立开出一个教会自治的模式。虽然初期很艰难，他还是逐渐走出自己的改革路径，他建立的教会制度就是长老会制度。在神学上，加尔文是宗教改革第二代人，善于整合前人成果，神学思想较为完整，教会改革也较为周全，可以说，加尔文成就了日内瓦，日内瓦也成就了加尔文。
诺克斯可算是加尔文的学生。位于苏格兰的他在与天主教和圣公会的对抗中，构建出一个全国性的长老会制度。长老会的理念由加尔文提出，但日内瓦只是一个人口数万的小城邦，而苏格兰地域广阔。诺克斯在苏格兰把全国性的长老会制度建起来，他也借助了一些动员力量，例如国民盟约就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
这些宗教改革家都在应对天主教、王权等挑战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体系，其中体现了对时代的积极回应，以及探索自身道路的思想与信仰力量。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既因为他们每个人不同，也因为面对的问题不同。
主持人：您说他们面对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核心问题：如何恢复圣经的权威，以及在新的处境下恢复和建立符合圣经的教会，只是因为处境不同，所以他们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并且，他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和目的主要有两点：当时都是要首先恢复他们本地民族的人读圣经；和把天主教的教会制度进行革新，可以这样说吗？
吴东日：可以这么说。解决办法须落实到具体处境，改革路径虽不同，共同点却是以圣经为依托和思想来源。
问题三：加尔文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主持人：在这些改革领袖当中，您最近重新思考了加尔文的意义和价值。您认为，加尔文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里，他为什么能够对后来的新教神学、教会制度和传统产生深远影响？
吴东日：比较全面，就是他的独特贡献。作为宗教改革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加尔文首先综合前人成果，对神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他并非为了系统化而系统化，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自然而然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神学思考。因此，这是一套有生命力、旨在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体系。
第二，加尔文的教会治理模式比较有名的是长老会治理模式，这是将教会秩序从国家秩序中区分出来。我们常以为政教分离自古就有，其实并非如此。政教分离才100多年的历史。宗教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进，所以也有一些反弹，比如再洗礼派反对过度依靠国家力量来进行宗教改革。加尔文的做法相对平衡：他承认国家的合法性，同时建立独立的教会治理模式。长老教会内部治理是牧师和长老。但加尔文那个时代的长老都是市议会议员，因为当时政治和宗教其实也是紧密相连的，但这一制度设计为发展相对独立的教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
第三，教会行政制度，就是宗教法庭。这不同于今天所理解的法庭概念，可能接近我们熟悉的堂委会，但也不完全相同，宗教法庭是管信徒的生活。加尔文神学的一个核心是希望信徒接受信仰后，通过教会（教会既是母亲，也是学校）的培育，在生活中有所改变，而不只是依靠信徒自发的力量，教会也会日常监督并惩戒不良行为，以推动信徒在生活中改变。比如，天职等概念，用生活来见证信仰。
所以，加尔文建立的是一套较为全面的神学与治理体系。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也并非一步到位，也是几十年的改革进程当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一些思考，也是一个推进的一个进程，我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您说到加尔文为了处理问题进行了不同尝试。他当时想解决什么问题？根本上，这些尝试都是为了帮助信徒实践正确的信仰、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吗？
吴东日：对。理解宗教改革，要看到它是一种要在天主教之外建立起来一个独立体系的努力。因此，神学、教会，以及对信徒生活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新教的神学和教会治理与天主教有很大不同。在属灵层面，以前人们认为只有神职人员的职业才是天职。但马丁·路德提出了“人人皆祭司”，属灵生命应当体现在生活中，而不是到修道院过另一种生活；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活出信仰，这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很大的转型，反对圣俗二元。
宗教改革家其实是一种很激进的变革，不是稍微改动几个观念，而是生活本身要改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宗教改革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开启，因为新教伦理重视劳动和生产，而此前这些都被视为世俗工作。
作为宗教改革的后裔，今天我们的观念是否仍未达到改革家们的认识？我们是否又回到了“只有神职人员是天职”的旧观念呢？
主持人：您刚才的一点让我很受启发。我们过去是否多半只研究改革家们的神学思想或教会治理？其实，他们的观念是整体性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分门别类，而是比如说像天主教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王国或者基督教文明体系，包含他们的教会、政治、社会等，而宗教改革家们也有这样一个整体观念。他们以圣经为基础，重新塑造、更新基督教文明体系或基督教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去理解整个宗教改革，是不是更加全面呢？
吴东日：这是一次进入新时代的范式转换。简单来说，中世纪西方是天主教，政治、文化、思想、哲学、艺术等都在教会之内；从文艺复兴开始，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些领域逐渐独立出来。因此，基督教需要重新定位，这是基督教文明内部的一次调整。这些世俗领域独立出来后，教会该如何重新定位？宗教改革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核心范式。
从今天回看，宗教改革家已成为历史人物；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充满未知与不确定的探索。第一代、第二代改革家，以及第三代的诺克斯、贝扎等人不断努力，到第三代时，新的范式已基本形成。它仍是一种信仰全覆盖的模式，但方式不同于天主教。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以教会制度覆盖所有领域，当时连科学真理也要由宗教法庭裁定是否违背教义，判断标准都在教会。宗教改革则在某种意义上把权威从教会转向圣经，并进入全新时代：世俗领域从教会的直接管辖中独立出来。宏观来看，这是重新定位基督教，形成与天主教不同的新教形态。
主持人：基督新教的形态与范式是否可以概括为：以圣经为权威，让基督徒的生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
吴东日：对。
问题四：今天中国教会如何重新认识一个更完整的加尔文？
中国教会对加尔文并不陌生。他的许多著作已有中文版出版，近10—20年来，不少改革宗背景的牧者和信徒也持续介绍、研究和推广他的思想。“加尔文主义者”也成为中国教会中一个并不陌生的说法。您本人的神学背景也是改革宗和长老会。但我们是否仍未充分认识加尔文思想的整体面貌？今天中国教会应当如何重新认识一个更完整的加尔文？
吴东日：首先，不要把加尔文扁平化或简单化。他在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我们不能把现有观念套在他身上。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属于不同的时代。加尔文的主要任务，是让新的神学和教会落地。他要解决问题、开展事工，他主要是通过牧会解决现实问题。等这些工作走上轨道，几代之后，人们开始维护加尔文的成果，并在争辩中划清界限，由此形成加尔文主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使逻辑更清晰，却也因为变成逻辑化的处理，容易僵化。加尔文主义后来发展出多条路径，例如荷兰的新加尔文主义、美国爱德华兹的复兴主义、与启蒙主义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神学，以及反思启蒙主义的路径；后来的巴特也属于改革宗传统。因此，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光谱很广。我们通常所说的加尔文主义，只是较为保守地继承加尔文思想的一条路线。
那么该如何解读加尔文？最近也有一些西方著作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有机会可以再介绍。我们需要从加尔文主义走向加尔文本人，把这个活生生的人物放回他的时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立体的解读。这样，我们会看到他的困惑、探索，以及他与其他改革领袖的对话带给他新的想法等。理解神学家，应该是比较活生生的，不是用几个概念来去界定他，而是从他的生命和事工当中再重新理解他的一些神学和制度的创新。
主持人：您能否简要介绍加尔文几十年来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发现了哪些问题、又如何一步步探索？
吴东日：首先，日内瓦在此前已经具备了一些改革条件，第二加尔文是被请去做改革的，不是像路德主动提出要做改革。后来，加尔文因在日内瓦工作中与人意见不合，在某种程度上被驱逐，他在斯特拉斯堡待了三年，积累牧会经验。后来回到日内瓦时，已经有了方案。因此，他起初相对被动，后来则胸有成竹。但他与议会之间存在不少张力，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他在辩护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基督教要义》起初篇幅很薄，后来他又花了20多年完成。《基督教要义》的完成与他的事工同步推进，他就这样走过整个历程；期间也有困惑，并通过与不同地区的宗教改革家通信获得新想法。可以用这样一个过程来理解他。
问题五：如何让加尔文的思想真正回应今天中国教会？
加尔文生活的16世纪欧洲，与今天中国教会所处的文化、社会和教会环境大不相同。今天中国教会怎样才能既认真学习加尔文神学思想的精髓，又同时做到结合自身的文化和教会处境，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与实践？
吴东日：我们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思考问题。他的神学框架和制度模式有些可以直接继承，但我们欠缺的是对圣俗关系的落实，包括天职观念，以及把日常生活纳入信仰实践。我们可能差距较大，并非没有这种观念，而是缺乏落实的机制和条件。
基督教在中国面临全新的文化与时代挑战。比起加尔文主义，我认为更有必要回到加尔文所处的时代去思考。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宗教改革家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一种新的基督教存在方式。基督教在中国也进入了全新的文化时空，最重要的是继承这种改革精神。改革精神就是对圣经的标准重新给一个定位，或者说是重制、重新赋予秩序。但我们有时过于保守，认为过去一直如此，就不愿做丝毫改变。这样是宗教改革的后裔吗？
因此，我们要学习改革家的创新精神，面对和解决新问题。与其急于寻找答案，不如先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拿现成答案来套用，但这解决不了问题，也无法开辟中国教会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找出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再努力回应这些时代问题。
我认为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比宗教改革还艰巨。这就像基督教信仰进入希腊罗马文明时期：希腊教父面对的是基督信仰如何走出犹太模式、进入希腊文明，并在对话中形成一种既是基督教的、又是希腊人的存在方式；拉丁教父则要把基督教置于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和秩序中，形成一种既是基督教的、又是罗马人的存在方式。那是极具创造性的时代。基督教进入中国文明后，也要面对中国文化、制度和社会秩序与西方的差异，并解决基督教如何与中华文明相遇、如何在这一时空中形成新的基督教形态的问题。宗教改革同样如此。虽然新教仍处于基督教文明之内，但文艺复兴后西方进入近代世俗社会，基督教如何在新的社会与文明形态中定位自己，成为重要问题。
主持人：您谈到的这两个问题，我非常认同。第一个是要面对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个问题上，耶稣的第一代门徒、《约翰福音》的作者做了很好的示范，他借助希腊哲学中的真理、逻各斯等概念与其对话，解释耶稣；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问题则是如何面对新的世俗化社会。的确，本来中国自古就不是宗教性的社会；近几十年又因消费主义进入世俗时代，两者叠加，世俗化的挑战更甚。面对这两大问题，我们能从圣经或历史经验中借鉴哪些路径与资源？
吴东日：一方面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也是悠久的。从唐代的景教到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耶稣会，积累十分丰厚。我们不能只看200多年的中国新教史，也要研究此前的历史，可以考察从唐代开始，基督宗教进入中华文明后面对了哪些挑战、如何回应，以及成功与失败之处。我们对中国教会历史的深入把握还不够。第二个，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又面临新的挑战，比如非基运动以来也有很多本土化的努力。但至今仍缺乏系统梳理。
作为一个神学研究者，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课题。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找出某一种范式，但我们可能需要像加尔文一样融会贯通、整体把握，让这些积累和梳理成为一个推动新方向的助力。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宗教改革大约经过三代人努力才取得成果。现在我们也是至少需要三代人在一个方向上、一个主题上齐心协力推进。
我一直提倡，不要只以某个时期或人物为参照，而应重新梳理中西教会的历史与思想史，观察他们如何在不同时代通过不同回应开创新局面。我们不是学习一个现成的模式，而是学习面对和回应问题的方式，从而走出自己的道路。我们需要把握历史变迁中的一些脉络——我不太愿意称之为规律。我们需要读懂上帝的做工方式，并思考如何在中国继续推进。我们需要读懂时代，与时俱进。
所以神学工作不只是处理几个教义问题。教义和神学不一样，教义是不变的，是大公会议来敲定的。神学是在圣经、教义，与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神学会随时代而变化，但其核心教义不变。圣经的权威是不变的，但它要回应的问题不同、解决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每个神学家代表着在不同时代中不同的探索，我们不是简单以好坏进行分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神学的评价标准在于他是否真正回应了那个时代。所以，我们没必要把神学和教义放在一起，这样会让人过于紧张，不敢思考。神学是当时教会的一种思考。同时，教义又跟圣经也不是同权威的。宗教改革推崇“唯独圣经”，圣经是高于教义的。神学、教义、圣经，这些需要分层次理解，不能扁平化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历史教导我们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您一直在梳理和思考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也计划撰写一系列文章，比如说他的神学思想，他与其他宗教改革者的交往，他的历史贡献等等。您做这些，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吴东日：我期待把加尔文作为重要的思考资源。当然他的神学框架也会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但是，不只是学他的成果，而是他如何走进一个时代、如何发现一些问题、如何以创造性方式回应时代走出新的道路。
中国教会目前的问题和最大挑战是什么？首先要把这些问题理清楚。简单来说，基督教进入中国后，面对中国文化、社会、制度等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神学回应方式。这不仅是当下的问题，也是贯穿中国教会历史的问题，我们不要怕问题，哪儿都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应？
因此，不要把问题的原因和责任都归于外部，而要由自己承担并面对。我相信上帝是会打开道路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应被现实压倒，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也是现实的主宰者，这就是加尔文的关于上帝主权的宣告。这样的上帝今天也引领着我们。我们正是要从宗教改革家身上学习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精神。
听众问答时间：
问：您认为宗教改革让基督教失去的优点、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吴东日：宗教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我认为改革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后人有责任不断完善、补充和丰富。我不想把这个责任落到宗教改革家身上。那我们下一代会有什么作为呢？每个时代的作为都不应简单重复；人们要回应自己的时代，也要站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宗教改革的一个理想是什么？改革一直进行时。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足，我们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发展就可以。
问：宗教改革在礼仪上也做了很多改革，所以现在一些新教包括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开始学习天主教的礼仪，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吴东日：天主教礼仪需要重新诠释，不能只看表面，因为天主教神学体系和新教神学体系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接受或驳斥天主教，而是认为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方式背后的理念和原因。我认为天主教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希腊哲学很多东西，包括以一种静默的方式来灵修。新教是不一样的观念，我认为新教更注重生活，强调生活当中的灵性。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借鉴天主教礼仪和灵修方式进行调和，并非不可，但是我认为新教强调灵修不能脱离行为与工作。这其实和儒家一些入世观念类似。新教要从自己的思想传统里面挖掘和发展。比如，生活和灵修结合的方式可以是中国教会慢慢要走出来的一个灵修模式。
问：宗教改革的核心神学遗产就是唯独信心和因信称义，这些直接挑战了当时的赎罪券。从今天的神学视角来说，您认为宗教改革家对因信称义教义的阐述，在哪些方面被我们后世误解或过度简化了呢？
吴东日：因信称义确实被我们过度简化了，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脉络。路德强调因信称义，是为了突破此前天主教的救恩论；这一主张具有很强的突破性和动力，并且它强调上帝的主权和恩典。这些概念彼此关联，不只是讨论得救，而是强调主权完全属于上帝，以及人如何领受恩典，
信是基督教的核心，但我们把它用在了只是我个人蒙恩的问题上，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强。但这需要转化：我要成为施恩的人——我从上帝领受恩典，就应成为祝福的管道、向别人施恩；我们应当强调这一点，而不是单单说我个人的得救。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既然从耶稣白白领受救恩，也应把恩典带给别人。如果只强调前面，救恩就成了廉价的恩典，就如朋霍费尔所说：我们需要付代价，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所以宗教改革的思想对我们这个世俗社会是非常适用的。
问：有哪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是中国可以借鉴来处理基督教本土化的经验呢？
吴东日：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性，我们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但纵观各国经验后，我们自然会得到一些启发。我们需要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简单模仿，我认为这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我们不是简单照搬结果，而是考察早期教父、宗教改革、现代与后现代各个时期推动变革的力量和模式，
另外，基督教进入亚洲之后，亚洲各国有一种共同的体验：如何走出西方的范式？所以我主张亚洲这些国家的经验都得梳理一遍，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繁重。基督教进入中国已有1000年，但一些根本问题仍未解决。但是有很多经验和案例是存在的，这些都是宝贵的。
为什么说神学教育不只是教授神学知识，还要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我们需要站在文明的高度，才能面对中国基督教的问题。必须先梳理这些内容，才能形成更高的视野。有些人问中国教会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简单的办法，我只能说：“学习。”
问：宗教改革时代大家辈出。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许多神学家和教会牧者探索如何让教会与神学适应社会、回应时代问题。但那个时代之所以出现这样一批人物，也有长期积累的原因，那么，今天的中国处于时代积累的哪个阶段？他们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具有什么特质，才能如此精准地回应时代问题、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教会要回应时代，又应当向他们学习什么？
吴东日：很多改革是在不得不改时发生的；只有被逼到不得不改，人们才有动力。当时西方出现文艺复兴，教会腐败并贩卖赎罪券，许多君主和诸侯的政治版图也已改变。矛盾不断累积，改革已不可避免；其他领域都变了，宗教改革成了最后一道闸门。
但宗教改革的评价很复杂，之后出现了许多宗教战争，后续发展也同样复杂。不能说它带来的都是好的，但它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评价它。我们读历史，要读它的复杂性。
基督教不是个人祈福的宗教，它也是文明重塑的一个宗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太狭窄、太简单化，需要增强紧迫感和问题意识；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问题意识。
我们需要新的神学认知来回应时代。什么是神学？它是教会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解决问题。一个基督教如何进入新的时代和地域，是需要探索的。
《使徒行传》中，每次跨越都有圣灵强有力的工作，打破彼得和保罗的固有认知，把基督教带入新的时代与地域。我们总有固有框架，以为信仰就是如此；但圣灵带领我们突破框架，让福音到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
因此，宣教不只是把现有的东西带到别处，更是进入新的地域。新的地域不只是物理空间，也是文化与历史空间。基督教需要道成肉身地进入他们的语境，成为他们能够理解的基督教，而不是把我们的认知直接栽种在那里。这是几百年宣教历史带来的总结。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圣灵的工作，人无法靠自己突破，但圣灵带领我们突破，这就是“敬虔”。我们常把敬虔理解为持守已有的东西。那么究竟要持守什么？我们需要持守精神。信仰的精神不是文字，文字是改变的。中国人2000年前的语言，100年前的语言，和我们现在语言都不一样，你固守那个文字你就落后了，你的精神没办法体现在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