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历史》纪录片导演彼得森-克劳森：用100位亲历者故事展示1978年后中国与世界的相遇｜视野访谈录

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一位大学教授请一个年轻人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中国，插上一枚图钉——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中国在哪里。

这个年轻人叫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放学后靠清洗地毯谋生。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当时的“美国梦”对他已经遥不可及。有一天，他在教授家中洗地毯时，教授指给他看中国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告诉他中国正在招聘英语教师，鼓励他到国外寻找新的梦想。这个建议让林登开始考虑一条此前从未想过的人生道路。

1984年，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支持下，林登来到中国教英语。后来，他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北京的摄影记者，采访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重要人物；再后来，他在云南创办喜林苑中心（Linden Centre），既是精品民宿，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多年以后，他定居中国，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镜头讲述了这段经历。

“他的故事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因为一次跨文化相遇而改变。” 说出这句话的，是为他拍下这段历史口述记录的人——德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蒂安·彼得森-克劳森（Christian Petersen-Cl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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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提要·时间线：

01:36 彼得森-克劳森意外开启纪录片旅程
04:47 为什么要制作《鲜活历史》？
08:57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与理解
12:19 从跨文化经历追溯来华传教士的历史
14:12 用影像留住个人记忆
15:09 探索纪录片的多元传播方式
（备注：本期播客源自英文专访内容。为方便中文听众收听，我们由主播讲述，并将采访内容翻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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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克里斯蒂安·彼得森-克劳森因一份工作来到上海，此后近14年，他走访中国多个城市，拍摄企业家、艺术家、学者、外交人士及其他不同背景的人的人生经历。

2024年，他与中国导演吴雨潇共同发起非营利口述历史纪录片系列《鲜活历史：当中国遇见世界》（Living History: Stories from the Opening of China），计划采访100位亲历者，保存1979年至201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后与世界交流的个人记忆。

据项目方介绍，该系列已发布34集，在社交媒体平台累计吸引超过200万观众。

为什么一个德国人要记录这些人的故事？

2026年，在与《福音视野》的专访中，彼得森-克劳森谈到了这个口述记录片项目的缘起，和他感受的那些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以及他希望保存的那些中国与世界相遇的记忆。

从德国到中国：一段意外开启的纪录片旅程

彼得森-克劳森出生在德国北部一个叫弗伦斯堡（Flensburg）的小城市，靠近丹麦边境。他成长于一个典型的德国基督徒的家庭，从小接触基督信仰。

谈到自己的信仰成长背景时，他提到，德国有着深厚的新教传统，但相较于美国福音派群体较为活跃的教会生活，德国人通常较少定期参加教会活动，也更倾向于将信仰视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1999年，他前往美国洛杉矶上大学，学习平面设计和电影制作。此后约十年间，他先后在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生活，从事视觉设计和影视相关工作。后来，他回到德国陪伴年迈的祖父母，但两年后，他开始渴望新的生活体验。

“我希望每天都能接触新的事物，”他说。2012年，当他得到一份来自上海的工作机会时，便决定来到中国。

在中国生活后，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不同地方旅行。随着接触的人和地方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不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工作，而是希望通过影像认识更多人、听到更多故事。于是，他逐渐转型为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

这份工作也让他有机会参与不同类型的项目。他与中央电视台（CCTV）、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等媒体合作，也帮助中国企业制作面向海外投资者的视频，并为在华外国企业拍摄影片。

为什么要记录百人故事？

《鲜活历史》的想法，来自彼得森-克劳森多年来的采访经历。

“我经常采访CEO和创业者。他们很多人的经历都非常精彩——从白手起家，一步步把企业发展壮大。在这些采访中，我常常觉得，这些成功背后的故事本身就极具价值。”

他逐渐意识到，这样的故事并不只存在于企业家身上。教授、艺术家、建筑师等不同领域的人，也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希望这些个人经历能够被更系统地记录下来，而不是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被遗忘。

《鲜活历史》将记录范围设定在1979年至2010年，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与世界各地人民的跨文化交流的人和事。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随后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与世界在贸易、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
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和其他专业人士来到中国，也有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求学、工作和生活。

这些跨越国界的经历，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个人记忆。

《鲜活历史》项目认为，这段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而随着亲历者逐渐年长，许多珍贵的个人记忆也面临着被时间带走的风险，因此项目希望通过尽可能准确、深入的长篇访谈，为这段开放与合作的历史留下具体的个人记录，让历史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故事重新变得鲜活。

为此，项目计划采访100位亲历者，记录这一时期中国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工作、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的经历。采访对象涵盖学生、教授、建筑师、艺术家、企业家、外交官和记者等群体。

截止到2026年10月，《鲜活历史》已经制作完成和上线了34位人士的采访，包括：
中国第一位进入美国NCAA一级联盟篮球联赛的球员马健（Ma Jian），为后来姚明等中国篮球运动员赴美发展铺平了道路；

曾陪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摄《太阳帝国》，并于2022年至2025年担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的杨燕子（Janet Yang）；

199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私立医院和睦家医疗的李碧菁（Roberta Lipson）；

曾任全球最大化工企业巴斯夫高管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oerg Wuttke）；

1999年在中国售出第一杯星巴克咖啡，如今管理数百家星巴克门店的黄宁（William Huang）。

正是因为其定位和立意高远，《鲜活历史》得到了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曾于2021年至2025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2024年6月，伯恩斯还出席了该纪录片系列的发布活动并致辞。项目获得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部分资助，认为该系列最宝贵的价值在于借着这些个人记忆讲述1979年至2010年间中美两国合作与发展的故事，保存许多中美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记忆，并为今天理解两国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寻找共同点

拍摄过程本身，也让彼得森-克劳森对中外交流有了自己的理解。在采访数十位参与中美交流的人士后，彼得森-克劳森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主动去认识不同的文化。

在他看来，促进理解的关键不只是信息交换，更是真实的人际连接。“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彼此不了解。”

他观察到，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往往通过媒体报道认识另一个国家，而这些报道常常集中于少数极端事件。一些中国年轻人因为负面报道，认为美国社会非常危险、到处都会发生枪击；但他本人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同样，外国人对中国同样存在误解：“很多外国人甚至不知道北京和上海分别在哪里。”一些人根据一些负面报道形成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把中国想象成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样子。“诚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我们在这里都过着舒适、正常的生活。”

类似的以偏概全，也出现在外界对中国基督教的理解上。一个常见的误解，与“自由”这个词有关。 他解释说：“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宗教自由。但如果你没有亲自在中国生活过，就只能通过想象去填补未知，而人们往往会用最负面的想象去填补这些空白。”

在他看来，媒体不可避免地关注异常事件，因为新闻的一种定义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成为新闻。“飞机失事会成为新闻，因为那是不寻常的事情；但每天都有飞机安全起降，却不会成为新闻。”

真实的世界往往比新闻呈现的更复杂，而消除误解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结交当地朋友。他自己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每天坚持学习中文，这让他能够在中国独立而快乐地生活。“我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关系’非常重要。”

他认为民间交流尤其重要，例如邀请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不同国家一起生活、学习和合作几个月。“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机会，让人与人之间真正相遇。”

他发现，当人们真正接触彼此，很多原本的想象都会改变。“每当我因工作带国际音乐家来到中国，他们几乎都会说同一句话：‘中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多年生活在中国，他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邻居在电梯里抱怨的问题，与他过去德国邻居抱怨的问题非常相似。“作为人类，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

更早的中国与世界的相遇：传教士的历史

虽然《鲜活历史》聚焦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外互动，但彼得森-克劳森逐渐意识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有着更悠久的历史。

近期，他计划制作一期关于来华传教士历史的特别纪录片，希望通过这些跨文化故事，呈现另一段、也是更早的中国与世界相遇的历史。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大批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播福音，兴办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是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后，这些传教士大多离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部分传教士的后代才重新有机会来华，寻访先辈留下的足迹。

彼得森-克劳森感兴趣的，正是这样一批传教士后代的故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来到中国，从事研究、写作和文化交流。"我逐渐意识到，通过采访这些人的跨文化经历，也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传教士历史，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时代背景。"

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位外国记者的家族往事：20世纪20年代，正值在华传教活动的高峰期，他的祖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建福州的一座小镇建立了孤儿院。后来，彼得森-克劳森前往福州及其他地区拍摄时，当地人经常询问他是否认识这位记者。这位记者后来告诉他，自己或许会把祖父母那段更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用影像记录故事，让记忆延续

《鲜活历史》的每一期纪录片通常长达约70分钟。为了记录受访者的经历，彼得森-克劳森会在采访前做大量准备，包括查阅相关资料、阅读他们的著作。每次访谈通常持续约两个小时。

“采访时，我尽可能保持好奇心，认真倾听他们讲故事。”他说。

在他看来，给予受访者足够的时间非常重要。许多人并不习惯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经历。如果某个回答不够清晰，他会尝试换一种方式提问，让对方从不同角度重新讲述。

在后期制作中，他也希望尽可能保留受访者讲述的完整性。“我们的受访者本身都非常有意思，所以从两个小时的访谈中挑选出三到五个最精彩的故事，其实并不困难。”

如何让这些跨越数十年的故事触及更多观众，也是团队持续探索的问题。

最初，团队主要在YouTube和哔哩哔哩发布完整纪录片，后来又制作三分钟短片，发布到微信、抖音、小红书，以及Instagram、Facebook和TikTok等平台。不过，团队的中国社交媒体账号后来被关闭，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恢复相关平台的运营。

彼得森-克劳森也认为，内容创作者与平台管理者之间需要建立更多的理解与沟通。

他观察到，一些观众会先通过抖音或TikTok上的短视频接触一个主题，再进一步寻找更深入的内容。在他看来，短视频与长篇叙事并不矛盾，后者仍然能够吸引希望深入了解故事的观众。为此，他通过Substack这一以订阅通讯为特色的内容平台，发布纪录片制作幕后文章，与读者保持联系，并收到许多积极的反馈。

另一个让团队感到意外的发现是，一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把纪录片作为英语学习材料。团队因此开始为部分节目添加中文字幕，希望让更多观众能够理解这些跨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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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历史》记录的，不只是企业家、艺术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的人生经历，也包括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却可能改变一个人对另一个国家认识的相遇。

布莱恩·林登曾回忆，1985年，他在北京一家医院教授英语。当时，他的学生约有25人。一天晚上，他在教室里放映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81年执导的电影《夺宝奇兵》。对这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观看美国电影。消息很快传开，越来越多学生闻讯赶来，最终有近百人挤在教室里观看。林登随后又加映了两场。

“他们都非常感动。”林登在纪录片中回忆道。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早已可以随时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幸运，"他说，"我希望他们能把80年代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一直带向中国的未来。"

从地图上的中国，到一间挤满学生的放映室，林登的经历记录了一个时代里具体而真实的跨文化相遇。对彼得森-克劳森而言，这些个人记忆不仅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有了鲜活的面貌。（END）

主播&作者：Karen Luo

《鲜活历史》YouTube免费观看地址：https://www.youtube.com/@livinghistorychina